从奥本海默的视角，回望历史的荒诞面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本报记者 柳青

　　电影《奥本海默》8月30日起正式在中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全球票房7.85亿美元。这部没有高概念、不以大规模视效场面为卖点的人物传记片，成了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过去10年里最卖座的电影，超过了《信条》《敦刻尔克》和《星际穿越》，甚至有可能超越诺兰最受欢迎的电影《盗梦空间》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上周，诺兰在上海和观众交流时，提到他不希望观众带着观影负担：“什么都不了解是最好的。我没有特别的信息给观众，电影重要的是给人们带去一种体验。”他不止一次强调，他在写作和拍摄的过程中，最注重的是“奥本海默的视角”，这个创作思路决定了《奥本海默》既科普了与奥本海默有关的往事，又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传记片。

　　对人物命运和精神世界的体验，远甚于面面俱到的信息量，仅这一点便成全了诺兰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试图用一部影片为毁誉交加的“原子弹之父”盖棺论定，那才是创作者的傲慢，也难免落入盲人摸象的窠臼。因为观察视角和距离的差别，注定造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印象。

　　诺兰的剧作以《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为蓝本，大量对白直接来自传记，在一定程度上，《奥本海默》甚至可以被视为一部奥本海默主观视角打开的文献剧。《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是两位作者合作完成的，凯·伯德以撰写政治人物传记著称，马丁·舍温擅长的领域是20世纪的核武器发展史，这俩人是好朋友。舍温在退伍前，是美国海军的低级军官，近距离地亲历了1962年美苏之间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1979年，重返校园且成功发表博士论文的舍温，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核武器以及相关近代史的研究专家，接受出版社邀约写一本奥本海默的传记。当时他计划用五年完成这本传记，但很快他面对考据如山的工作，意识到交稿遥遥无期，向好朋友伯德求助，之后他俩一起工作了25年。

　　即便是这部让两位作者呕心沥血投入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传记，出版后仍然被评论“对奥本海默的科学研究写得太少”，英国的一位哲学教授雷·蒙克直接说：“如果不能对科学家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就不能声称了解他。”蒙克也是个优秀的传记作者，他展开自己的研究路径，出版了新的奥本海默传，名为《在核的中心，奥本海默的生活》。

　　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为蒙克的这本传记写了书评，他首先挑明奥本海默一生至关重要的四段经历：在哥廷根大学决定投身量子物理研究；在伯克利大学创立美国量子物理学派；主持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距离这篇书评发表多年后，电影《奥本海默》也是围绕着这四段经历展开的。戴森和奥本海默有过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期共事的经历，他在书评中大量写入第一手的观察和判断：“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只谈论理论物理的新发现。失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一职并不让他感到悲哀，他不在意失去国家机密的安全许可，华盛顿的政客伤不到他。他真正痛苦的是没有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波及全人类命运的军工项目耗费了他的生命，但他一生没有解决任何物理学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戴森也写到了奥本海默令人扼腕的晚年：“他由于丧失了从事科研的能力而感到绝望，一切都太迟了，他作为科学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只能安静地握住他的手陪伴他。”

　　曾在拉斯阿拉莫斯和奥本海默共事、后来负责主持美国第一颗氢弹研发的爱德华·泰勒，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的挫败而有人格缺陷，他没有成为杰出科学家的能力。”或者戴森含蓄地描写奥本海默在科研工作里的志大才疏。这些来自同行的评议和结论，无意识地把他塑造成古典悲剧的人物，他的成就和失意都被赋予强烈的伦理目的。当然，奥本海默本身也是个有古典理想主义追求的人，毕竟当爱因斯坦劝说他离开美国时，他否定了“现代人有权利选择国家”这个理念，顽固地留在美国。

　　诺兰在电影《奥本海默》里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对古典的告别，把奥本海默这个“人”从“20世纪盗火者”“有争议的英雄”“美国当代政治的不完美受害者”这些浪漫主义的面具里释放出来。他偏爱的非线性叙事彻底地瓦解了传统的戏剧闭环，也因此抗拒用高于人物的全知视角去定义“他是谁”。看完电影，观众会意识到“原子弹之父”是一个苍白的定语，奥本海默的一生无法被概括，他在感情、科研和仕途的十字路口作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

　　为什么诺兰在世界各地的映后谈强调“感受比功课重要”？因为影片关心的并非用拼图的方式还原完整的“人的形象”，而是通过奥本海默主观回忆钩沉着他的支离破碎的际遇，照见了20世纪历史异化的、荒诞的进程。作为个体的人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无论是奥本海默和泰勒的分道扬镳，或斯特劳斯处心积虑地构陷奥本海默，站在他们背后的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不同伦理，是极为具体的弥散于社会环境中的混沌、矛盾和阵营撕裂的疯狂。当诺兰说出他在写作中关注凌驾于时间的永恒议题，关注过去和现在的平行，这种“平行”不仅是核科学和眼下AI的类比，也是时代环境和语境的类比。

　　得益于男主角基利安·墨菲的表演，诺兰的剧作得到了完成度很高的呈现，这也赋予整部电影少见的质感——更多存在于当代小说和现代戏剧中的文学性，被带入了电影，这在当下的电影里实在是很稀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