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隆，济南战役中的第一位插旗手

孙景隆(右)烈士照片

18张带血的钱币

还未修建解放阁时的解放阁台基

解放阁烈士名录中的孙景隆的名字

孙京龙(孙景隆)革命烈士证明书

孙景隆后人在墓前祭奠

□滕长富

在风景秀丽的济南护城河畔，有一座全石结构的宏伟建筑——解放阁。它与著名的黑虎泉隔岸相望，登阁远眺，泉水古韵、泺上新风尽收眼底。作为济南旧城的制高点，在明清时期此处曾为魁星阁，民国年间改为气象台，用以观测天气。

1948年9月16日午夜，撼动蒋家王朝根基的济南战役骤然打响，护城河边上的这座气象台，成为华野9纵25师73团(即“济南第一团”)攻城突破口，先头部队把“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大旗插上气象台。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因城市建设在拆除旧城墙时，刻意把东南城角这段突破口保留下来，利用原有的城墙青石，堆砌成高10米、占地2150平方米的方形台基。陈毅同志专门题写了“解放阁”三个大字，现在就镶嵌在解放阁台基的南壁上。

20世纪80年代，济南市委、市政府又于台基上增建亭阁。继之，在解放阁东侧墙体上镌刻下3764位为解放这座城市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英名，永世缅怀。

硝烟散尽，犹忆当年。在这面烈士墙上刻着的华野9纵序列烈士名单中，有一位孙景隆烈士的名字。

据了解，在孙景隆牺牲后，由于善后部门一直没有联系上其家人，这个名字始终在失联名单中挂着。2017年，济南的红色收藏家颜栋华接到一个委托电话，才让失散近70年的烈士家人，在英雄山烈士陵园找到了长眠于此的孙景隆，而烈士那段感人至深的革命经历，也由此被披露出来。

许世友生前曾指示寻找孙景隆烈士

2017年清明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原华野9纵)军史办主任张克勤，打电话给济南朋友颜栋华，委托他到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帮着查询一位叫孙景隆的烈士墓位，并嘱咐要是查到，在清明节这天，代表他给烈士敬献一个花圈来表达敬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耄耋军人，对孙景隆烈士如此念念不忘呢?事情经过还要从源头说起。

1985年7月，许世友与聂凤智将军赴青岛参加中顾委华东组委员座谈会，途经济南，计划要去英雄山烈士陵园拜祭长眠于此的旧部。临行前，许世友专门打电话给时任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作了交代。作为老部下，又曾任9纵“济南英雄连”指导员的迟浩田立即派人安排落实，但结果发现，在济南英雄山偌大墓园里，竟没有一座华野9纵的烈士墓。查找工作需要时间，但老将军到达济南的日期是不能更改的。

许世友得知这个结果后感慨不已：“既然9纵的烈士墓尚未找到，我们就不下车停留了，请代我向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的纪念碑献个花圈。”沉吟了一下，他继续饱含深情地说：“当年，毛主席点名让我打济南，原定要打几个月，结果我们八天八夜就打下来了。胜利来之不易，这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解放济南时，9纵牺牲了1000多人，怎么就找不到墓地呢?埋到哪里去了?应继续查找，找到后转告我一声，不然我们对不起牺牲的烈士，对他们的亲人也无法交代，就是对现在的干部战士，我们也无法面对，拿什么对他们进行传统教育呢?我们9纵不是有一个好传统，战斗中不准丢一名伤员和烈士吗?所以，战士奋勇杀敌，知道负了伤有人救、牺牲了有人管。”随后，许世友抱憾离开济南。就在当年10月22日，这位功勋卓著、威名赫赫的开国上将在南京逝世。济南祭扫之行，也成了他终生未了的夙愿。

据文献资料记载，当年华野9纵作为东线攻城主力部队，参加济南战役时牺牲的干部、战士多达1466人。为了完成许世友将军的心愿，经迟浩田同志组织协调，远在河北石家庄的第27军，很快成立由机要处长张克勤为组长的三人寻墓工作小组。张克勤接到任务后，会同济南市民政局杨处长，历时两个多月，走遍济南周边1700多个安葬有烈士的零星墓地，最终核实清楚，华野9纵当年牺牲的革命同志，安葬在济南东郊大王山等多个烈士陵园。

第27军军史中记载，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期间，历城区孙村镇一带是华野9纵后方一、二、三战地医院所在地，纵直及三个师的重伤员均在此抢救、医治。另外，更让张克勤兴奋的是，这次拉网式的查访，寻墓小组在孙村镇西徐马村烈士陵园内意外找到了孙景隆烈士墓地。

孙景隆(1917—1948),又名孙京龙，孙景龙，山东省烟台市莱阳谭格庄镇西崖后村人，入伍前任村民兵连长。1947年2月，在“大参军”“大反攻”的感召下，孙景隆带领全村民兵积极参军。入伍后，他被任命为华野9纵25师73团3营7连6班副班长。1948年9月16日，解放济南战役打响，作为攻城爆破手，孙景隆在抢占济南旧城东南角气象台时壮烈牺牲。

可能有很多济南人知道，在攻打气象台的争夺战中，把象征胜利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大旗插上济南城头的，是华野9纵25师73团3营7连通讯员宋炳科。

原73团政委王济生在《驰骋华东战旗红——济南第一团征战纪实》一书中也提到这次插旗过程，书中写道：“城头上的混战和拼杀，更显出7连‘常胜连’的本色……弹药打光了就寻找敌人的子弹，子弹没有了就用砖头石块……终于打垮了敌整编73师15旅一个主力团的十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突破口……再次表现了‘常胜连’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指导员(彭超，新中国成立后，转业至无锡市机关工委工作。笔者注)命令宋炳科，把红旗插上气象台的顶端。在硝烟弥漫、火光闪闪中，依稀看到红旗在招展，鼓舞着全团和兄弟团队奋勇攻城。”

2009年，曾指挥抢占气象台的“常胜连”(即济南英雄连，笔者注)指导员彭超在新四军研究会编辑的《铁军》杂志第12期上，以《十八角钱的故事》为题，专门对济南城头第一位插旗手做了纠正。在描述那场生死攸关的争夺战时，彭超指导员饱含深情地写道“……当我连三分之二的人员登上城头时，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展开了……不少敌人举起了手，放下了武器。这时，我发现气象台这个制高点就在不远处，便叫负了轻伤的战士孙景隆，把红旗插上气象台。这个战士扛起旗就向气象台奔去。刚接近气象台就被子弹击中倒在气象台下。……战士们把还有一口气的孙景隆抬到了我身边……孙景隆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布包已被鲜血浸透。我接过小布包，只听小孙说：‘指导员，这是党费。’话刚说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和周围的伤员们都哭了。我擦了擦泪水，又命令战士宋炳科赶快把红旗插上气象台。红旗一旦插上，就会鼓舞士气，也会挫伤敌人的斗志。宋炳科是个机灵鬼，他知道气象台里有敌人，就扛着旗，左躲右闪，并一连射杀了好几个敌人，终于把红旗插上了气象台。”

因为工作关系，张克勤经常接触到华野9纵的老同志，彭超便是其中之一。记得无论在电话中，还是去无锡实地采访，他总是嘱咐再三，让帮着查找一个叫孙景隆的战士。彭超告诉张克勤，“济南战役打完后，在伤员和牺牲名单中，一直没找到孙景隆这个人，随后部队南下参加淮海战役，他的名字就被暂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准备以后再查。但自从离开济南后，部队一直转战，团营以下人员变化很大。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时部队入朝参战，后来又不断地天南海北换防，查找烈士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时间过去70多年，无论地方志书抑或军史传记，对于济南解放战役的评述、记载都已经基本定型。为何一个普通战士，让这位垂暮之年的老军人铭记不忘?其执意寻找烈士下落的目的，难道仅是为了证明他是第一位插旗手?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彭超同志手里，还一直保存着当年孙景隆烈士牺牲前，委托转交的18张染血的党费。

18张带血的北海币是烈士遗留的党费

在《十八角钱的故事》一文中，彭超还写道：“……上午8点多，太阳的光芒驱散了夜间的寒意，在战士们打扫战场的间隙，我把孙景隆烈士给我的小布包取了出来，里面一层是旧报纸，报纸内有一份决心书，上面写着一段话，‘请上级考验我，如果够条件的话，请批准我入党，这十八角钱就作党费。’下面写着‘民国三十七年战士孙景隆’。(原件已经作为革命文物被济南博物馆收藏)。我数了一下，纸包里放着山东解放区渤海银行(北海银行渤海分行，笔者注)发行的纸币，面额都是一角钱，一共18张。当时战士们每月只发一角钱津贴，用来买点日用品。小孙这位18岁的烈士，参军才18个月发的18角钱的津贴，一分也没花，都留作了‘党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彭超同志的回忆文章有两处笔误。其一，根据烈士后人提供的“1983年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显示，孙景隆牺牲时应为31岁;其二，1948年，由于山东解放区通货膨胀现象，面值一角的北海币多已退出流通领域。笔者判断，这18张面值一角的北海币(渤海版)，应系孙景隆烈士身上留存下来的生活津贴。

值得注意的是，据张克勤同志讲，孙景隆烈士“参军18个月，党龄18个月，最后一次党费18角钱”这三个“18”的动人故事，至今依旧是“济南英雄连”一段光荣的连队史。

根据寻墓小组的调查结论，张克勤判断，当年孙景隆在城墙上重伤后，被担架移送至位于孙村镇的纵队野战医疗所救治，但最终因伤重抢救无效牺牲。由于处于战时状态，加之济南天气炎热，随即就地掩埋并插木牌作了标记，与孙景隆先后埋葬于孙村西徐马村的还有9纵另外45位烈士。

1987年清明节，在省、市两级政府及民政部门关心下，孙景隆烈士和他的战友们的遗骸被正式移入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安葬。而位于烈士陵园南坪二区的空闲位置上，恰好就预留着46座墓穴，冥冥中似乎皆是天意安排，这一神奇的现象，让所有参加迁葬工作的人员都感慨万分。

找到孙景隆烈士墓并迁至济南英雄山安葬的消息，张克勤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彭超同志。彭超闻听激动不已，连连说，这下好了，我一定要去看看他。

1998年9月24日，济南迎来解放五十周年纪念日，老指导员彭超作为特邀代表，专程来到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城市。当他慢慢走到曾牵肠挂肚、苦苦找寻了几十年的战友——孙景隆烈士墓前时，禁不住老泪纵横，喃喃地说：“孙景隆，我可找到你了!”为了却多年的夙愿，使济南人民更好记住烈士的英名，彭超郑重地将那18张沾满烈士鲜血的北海币，以孙景隆交纳党费的名义，转交给济南战役纪念馆收藏，为烈士的遗物找到了最好归宿。而这18张北海币，就被定名为“染血的党费”，现为济南战役纪念馆重要展品之一。

2018年5月23日，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在《洛阳日报》上，也以《寻找济南战役的27军烈士》为题，记录了当年彭超寻找孙景隆烈士的曲折经历。她写道：“……73团打济南的时候，当7连登上城头后，指导员彭超指示战士孙景龙将红旗插到城头气象台制高点，孙景龙在插旗的时候不幸中弹负伤，被战士们用担架抬下去。战后，彭超就再也没有见过孙景龙，而牺牲烈士的名单中也没有找到孙景龙的名字。几十年来，彭超一直在寻找孙景龙，这位第一个将红旗插到济南城头的战士，今天终于在济南烈士陵园找到了。他是一名英雄，应当永远被铭记。”

一字之差，让烈士“回家”走了69年

2017年4月5日，颜栋华受托给烈士扫墓之事，被当地媒体以《当年他第一个把红旗插上济南城头》为题作了报道。见报的第三天，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详细询问才知道是孙景隆烈士的后人来电询问墓地详细位置。后来，颜栋华感慨地说，“因为一篇报道，竟然让孙景隆烈士跨越了69个春秋终于找到了家!”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烈士的回家之路，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孙富强——烟台市劳动模范、享受政府津贴的数控加工工程师，孙景隆烈士的嫡孙，查找爷爷下落主要由他负责。他告诉笔者：“当年，因为奶奶徐珍芳不识字，误把爷爷的名字说成了‘孙京龙’上报到县民政局。第二年县里来人核实后，村里牺牲的参军民兵家里都发了‘烈士证书’，我们家也自始至终都享受着烈属待遇，至于爷爷牺牲经过、安葬地点我们家人却一无所知。奶奶是2010年去世的，生前也曾听人讲，爷爷是在打济南时牺牲的，是个爆破手。”

孙富强在家行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他自己戏称是“超生游击队”一员。问其原因，小孙解释说：“奶奶在世时曾嘱咐过父亲，一定要生个‘带把儿的’(即男孩)，好继续寻找爷爷的下落。”其实，看似不起眼的玩笑话，对于这样一个家庭而言，其间却包含着太多的酸楚和无奈。

孙富强还说：“1988年重修解放阁时，在新增的500多位9纵烈士姓名中，家人已发现里面有孙景隆烈士的名字了。因为民政局给我们家的烈士证写的是‘孙京龙’，在俺姑奶奶(即孙景隆的胞妹)的履历表中，家庭成员一栏写的是‘孙景龙’，而济南烈士墓碑上写的却是‘孙景隆’，一下子出现三个音同字不同的名字，这就为寻找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2017年4月5日这一天，孙富强闲来翻看手机，忽然出现一条《当年他第一个把红旗插上济南城头》的新闻，当“孙景隆”这个名字进入他的视野时，小孙开始不淡定了，他意识到这位同音不同字的孙景隆烈士，可能就是他们苦苦寻找多年的祖父。于是，他急切地通过媒体联系上济南的颜栋华。随后，又在颜的帮助下，与远在石家庄的原27军军史办张克勤主任通了电话。至此，小孙从张克勤那里得到准确的答案：孙京龙、孙景龙、孙景隆是同一个人。同时，他还知道了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即当年彭超寻找他爷爷孙景隆的经历，以及在济南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的那18张染血的党费。

2017年4月8日，在得悉孙景隆烈士安葬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准确信息后，孙家后人相约从莱阳赶到省城。在济南战役纪念馆展厅内，当他们走到陈列着染血的北海币展柜前时，孙景隆烈士年过七旬的儿子弯下身子，俯在柜子一角，眼含热泪，低头仔细端详着带有父亲血迹的那18张北海币，久久不肯起身。

讲解员告诉孙家后人，彭超当年将这些烈士党费捐赠纪念馆后，一直是馆内重要革命文物，每次展出时，都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从展馆出来南行200余米，便是安葬孙景隆等烈士的墓区。然而就是这短短的距离，孙家后人却走了漫长的69个春秋。

行至孙景隆烈士墓前，他的家人们摆上从家乡带来的苹果、白酒等祭品和一抔黄土。当工作人员“向烈士一鞠躬”的话音刚落，沉默许久的儿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趴在父亲墓地上失声痛哭。时隔近70年的漫长等待与苦苦寻找，孙景隆——解放济南战役第一位插旗手，终于跟亲人们“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