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年”成为一种观察视角 影视剧创作更加多元

　　作者：周才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尊老、敬老被视为一种道德标准。近年来，许多影视剧中的老年人形象深入人心，丰富了作品内容，令人大开眼界。当“老年”成为一种观察视角，反映出当代文化中的代际冲突、价值差异，可以重建家庭及社会的情感关联。

　　在许多影视剧中，那些性格不同、格局不同的老年人往往被装在父亲或母亲的身份里。或许我们还记得一些被热议的出圈人物，比如《欢乐颂》（2016年）中樊胜美的母亲、《安家》（2020年）中房似锦的母亲，《都挺好》（2019年）中苏明玉的父亲苏大强，《我的前半生》（2017年）中罗子君的妈妈薛甄珠。《欢乐颂》与《安家》中这两位母亲都把女儿看成了一部提款机，重男轻女、自私偏狭，她们蛮横无赖的样子让人无奈。

　　《都挺好》中苏大强是近年影视剧中难得一见、可恨又可爱的父亲，老年的任性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不是我的错”“我想喝手磨咖啡”“我不吃面”“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哪！”等等经典台词广为传播，苏大强撒泼打滚、绝食抗议、暗中窥探等各种表情包也是流行一时。电视剧中作为负面形象呈现的父亲，在互联网中成为了适于调侃的对象与制造欢乐的符号。

　　《我的前半生》薛甄珠一出场就充满趣味，她带着小女儿到大女儿罗子君家借钱。保姆给她端上银耳红枣汤，她用上海腔咕哝着：“我吃不下的呀！”一吃到美味红枣，就豪放地连吃几碗。看到女儿用的昂贵丝巾、LV挎包，顺手拿走，对女儿说：“我全都带走啊，如果说，你要想要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啊，我给你送过来。”随后，她披上白色丝巾，背上小皮包，满心欢喜地走了。当她满身穿戴奢侈品，穿梭于上海弄堂，那种招摇绝不亚于年轻女子，那种欢快的情绪仿佛可以溢出屏幕。她坚信，女人得依靠婚姻，在女儿罗子君嫁给有钱人后由衷地为她骄傲；女儿离婚后与闺蜜男友恋爱，又为女儿辩护。这位母亲的婚姻价值观还停留在前现代，而她的行为方式又充满现代感。

　　这些一度被热议的父亲母亲是电视剧中的配角，这些老年人为作品增加了话题度和丰富性。近年不少电视剧也把老年人的经历作为主线，比如《外婆的新世界》（2023年）。温和、顺从、隐忍的外婆大半辈子为女儿操劳，无声地接受女儿的指责与发难。她在心梗病发后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在医院康复后回家，女儿首先对她说：“妈，经过这场危险，要不你还是立个遗嘱吧……你上次要有个三长两短，好多问题都是个麻烦……银行卡、密码都找个本子写一下。”外婆安静地应允了，有点黯然神伤，提出不再去女儿店里工作了，想好好养老，从此她玩起失踪，开始了一个老年人的公路旅行。在这部剧里，我们看到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剧情进展，也看到中老年女性摆脱家庭的繁重劳动后开启的新生活。

　　此外，从一些年代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维的人生经历与老年生活，比如《人世间》（2022年）、《父母爱情》（2014年）。《父母爱情》回眸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讲述父母从相识、相爱到相守的过程。爱喝咖啡、爱读小说的资产阶级小姐遇见目不识丁、粗犷刚强的军官，两人出身背景、文化程度、审美品位有极大差异，在去差异化的过程中制造了许多笑料。该片真正打动人的不是父母在青年时代的爱情，而是在社会动荡与人生起伏中历久弥坚的感情。这份感情，直到老年时期才酝酿出一种醇厚与芬芳，才透露出一份从容与恬淡。

　　总体上看，近年中国影视剧中引起广泛共鸣的老年人形象的首要身份是父亲或母亲，他们处在“家”的背景下被审视与解读，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家”的哲学在影视剧中有了明显体现。现代思想强调个体，崛起的个体意志使得“家”的位置一度被挤压或遗忘。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作品就强调逃离“家”的桎梏，比如巴金《家》、曹禺《雷雨》，尊重个体与顺从家庭形成了一种矛盾。个体战胜了家庭，从此，大量文艺作品书写了追寻自我的道路。有意思的是，当下影视剧中，个体意识通过青年一代来表现，家庭观念通过老年一代来维系，两者之间终能化解的代际冲突、其乐融融的家庭景观，消解了中国20世纪现代性进程中自由个人与封建家庭的历史性矛盾。

　　老年角色被寄托了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接受观众的道德审判。当他们不符合传统观念时，比如苏大强为老不尊；或者过强地执行了这些观念，比如樊母重男轻女，都可能激发观众不满，招致批判之声。不管如何，最终还是剧中的老年人背负起传统价值的重担，他们是古典精神的家园与归宿。

　　老年人更多地被看见，以老年人为主角的作品更多地出现，可见影视剧创作与接受更加多元。同时，我们也期待影视剧中老年人形象能够突破作为父亲或母亲的身份限制，能够全方面地展现老者的智慧与经验，进而演绎更广泛的可能性。

　　（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