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企业，岂能“嫌贫爱富”

　　杜晨薇

　　优化营商环境，各地、各部门这两年都在寻找自己的着力点。有些非经济部门，原本常年不需要和企业打交道，现在也纷纷在职权范围内出台相关政策举措，或推出有关服务，许多都得到企业欢迎。不过也有企业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只盯着大企业、大项目，更渴望被关注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全民”为营商服务做贡献，这种意识必须点赞。要知道，营商环境本来就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是，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也是，有时候街角的小卖部，路边的小花园也都有贡献。唯有整体动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

　　不过，服务主体多了，政策体量大了，有些现象开始显露出来。其中最显著的、也最该警惕的，恐怕就是服务中隐含的“嫌贫爱富”倾向――越是大企业、500强企业，得到的各方关注越多，享受各个部门的支持越多。中小企业，尽管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座底盘，得到的雪中送炭式的关爱却远远不够。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面上来看无外乎三种。其一，相关部门对企业的走访调研还不到位。走访量不够，收集到的问题就不免有偏颇，缺乏共性。因此政策和服务推出以后，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匹配不上，自然也就没了应用场景。政策一旦沉默，就相当于没有政策。

　　其二，一些部门在服务中抱着搭“样板房”的心态，满足于那些可以写进小结报告里的成功案例。于是，意识决定行动，“样板房”往往就建在一些地方纳税大户或明星企业。结果就出现大企业明明已经享受了类似的服务，多个部门又追着来给政策升级，真正需要服务的中小企业，反而因为规模不够、政策示范效应不明显，被排除在政府服务的视线之外，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其三，一些政策是有创新性的、试点意义的，或者存在一定的试错风险，这时，政府部门往往选择优先给一些信用评级更高、承诺有效性更强的大企业。这样做当然有它的道理。一般来说，大企业的抗压能力和规模效应，会让政策更好地“试”出效果，或者“试”出需要修正的细节，从而帮助政府优化工作流程。

　　不过，问题常常出现在后道环节。一些政策和服务在大企业“试”完后，居然就变成了绝版，成了这家大企业独自享有的优惠。真正热切渴望的中小企业，眼巴巴看着政策出台的新闻，却等不到它落地在自己身上。其实，一味怕出错，或者以避免犯错、规避风险为借口，不敢进一步推广政策，本身也说明有关部门缺乏担当，是另一种“懒政”的表现。

　　“嫌贫爱富”的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复杂的。短期来看，政策的供需错配有可能加速某个行业领域的分化，让中小企业更快失去市场竞争力，从而产生“马太效应”，强的越强、弱的越弱，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失去可持续的弹性与韧性，更不要说在政策引导下创新发展了。

　　如果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也不难发现，一旦政策和服务总是仅触达零星几家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不仅有可能扼杀一些中小企业的潜力，还有可能改变社会预期和行为，让中小企业觉得只有靠找人、托关系、在政府面前刷存在感，才能博取更多平等关注，这又可能滋生新的寻租空间。

　　其实，待人接物和服务企业，有些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很朴素――不“势利”，不“趋炎”，公开、公平、公正。对个体来说，这样才能交到真朋友；对一座城市来说，这样才能吸引好企业近悦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