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反应-社保的断缴
社会问题的反应-社保的断缴
当前,年轻人的就业市场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供需失衡挑战。以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对比为例,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了874万,而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为1186万,两者之间存在312万的显著差距。到了2021年,受国内外疫情管控措施的差异影响,外贸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这一积极趋势在新增就业数据上得到了体现,使得当年毕业生与新增就业岗位之间的差距扩大至360万。然而,进入2022年,疫情的反复波动对就业市场造成了冲击,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出现下降,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人数却继续迅猛增长。这一增一减之下,毕业生与新增就业岗位之间的差距急剧缩小至130万。到了去年,这一数字更是进一步压缩至86万,反映出年轻人就业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
据预测,202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将达到1179万的高峰。与此同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超过1200万的宏伟蓝图。即便如此,两者之间的差额预计也仅有21万左右,这预示着按照当前趋势,明年的新增就业岗位可能难以完全满足应届毕业生的需求,更遑论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往届生,以及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失业群体。这种劳动力供需之间的失衡已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它不仅导致就业市场的新陈代谢功能受损,更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沦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宏观层面的劳动力过剩现象,不仅表现为失业人口数量的增加,更暗示着就业结构的逐渐恶化。这种过剩在年龄和阶层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布特征,尤其是年轻人群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随着可供就业的时间窗口日益缩小,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呈现出边际劣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那些缺乏背景和经验的年轻求职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就业挑战。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不仅指向了失业人口的增加,更反映出了就业市场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我们目睹了外包现象的兴起,这不仅替代了传统
岗位,而且实际上将雇佣关系转变为了自负盈亏的合作关系。这种转变在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案例中尤为明显。以美团为例,自疫情爆发以来,其外卖骑手的数量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去年,美团的骑手人数已经突破了700万大关。据最新数据统计,今年全国外卖骑手的总数已超过1000万。考虑到我国去年就业人口总数为7.4亿,外卖骑手的占比已超过1.3%。这一增长主要源于产业工人的转型,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外卖员的学历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骑手比例急剧上升,这表明不少高学历人群,包括可能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应届毕业生,正在转向这一行业。
网约车行业的情况也类似。截至2021年底,全国发放的网约车驾驶证数量不足400万本,而到了2022年底,这一数字已经突破了500万本。截至今年2月,全国共发放了671.3万本网约车驾驶证。尽管平台倾向于将这些工作者视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承包商,以便于转嫁成本,但他们的工作实质上仍然是一种雇佣劳动。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劳动力过剩。无论是外卖骑手还是网约车司机,他们的存在都象征着当前低水平就业现象的显著增加。
劳动力过剩所引发的第二重负面影响是内卷现象的加剧,这直接导致了对劳动者剥削程度的加深。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中,过度加班和996工作制变得愈发普遍,而大龄劳动者面临的就业挑战也日益严峻,特别是职场中35岁左右的白领,他们的职业前景尤其不容乐观。这种压力不仅对个人职业生涯构成威胁,而且也对整体就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传统就业机会的缩减,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退出稳定的工作岗位,转而投身于灵活就业的行列。这不仅体现在年轻人群体中,他们可能因缺乏更好的就业选择而从事低水平的外卖配送或网约车服务工作,而且也体现在那些曾经处于中产阶级的个体上,他们可能因为经济压力或行业变革而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就业市场独有的困境。
这便是现代年轻人放弃缴纳社保的社会现实背景。面对就业市场的紧缩,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接受不稳定的零工,甚至有些人为了逃避社会的压力,不得不采取假装上班的极端方式。对于这些没有稳定工作单位的年轻人而言,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变得高不可攀,放弃或中断缴纳社保成为了他们无奈的选择。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失业的中年人群中,对他们来说,社保的缴纳也构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断缴社保的现象并非仅由劳动力过剩所引起,实际上,它还折射出地域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不同地区间的社保缴纳成本与待遇差异巨大,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外地务工人员而言,他们在大城市的社保参与上遭遇了显著的身份歧视。进一步深究,这背后还隐藏着阶层间不平衡的问题。以江西鹰潭社保中心为例,该中心为庆祝新春而发布的文章本意是为了展示养老金的全面发放,却不慎暴露了不同阶层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的巨大差异,将这一敏感问题推至了公众视野。当前,年轻人放弃社保缴纳的决策,除了受到灵活就业收入下降导致的经济压力外,还与他们感受到的阶层跌落密切相关。在现收现付的社保体系下,年轻人不禁质疑,他们现在所缴纳的社保费用,将来是否真的能为他们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
可以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劳动力过剩这一经济现象,而这一现象本身,不过是经济生活中更为广泛的生产过剩问题的一个体现。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之后,我们目前遭遇的是一个由资本过剩、产能过剩以及劳动力过剩共同构成的复杂局面。这三大过剩的局面交织在一起,已经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产业利润的持续下滑与居民收入的减少形成了一个互相加剧的负面循环。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社保问题仅是众多问题中的一环。无论是地域间的不平衡,还是阶层间的不平等,它们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紧张与矛盾。理论上,如果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得到缓解。然而,现实情况是,现有的经济体制存在诸多缺陷,已经难以持续应对挑战。产业内部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劳动者收入的下降,这既是产业发展逻辑的自然结果,也是国家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不足的体现。有时,一些出发点良好的政策措施,由于种种原因,其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实际上,自新世纪伊始,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循环的驱动力,其中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这种优势的利用也催生了一种产业竞争加剧和劳动者剥削程度加深的内卷化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产业的发展和利润率的维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劳动者的不断剥削,这严重阻碍了健康经济内循环的形成。
在与资本的力量博弈时,单个劳动者本就处于不利地位,而在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这种劣势愈发明显。即便有官僚机构的介入,这一局面也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要想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中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打破“利润下滑-工资下降-消费减少-利润下滑”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改善劳动者在博弈中的不利地位。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些孤立和片面的政策措施。
年轻人放弃缴纳社保,仅是经济问题日益显现的一个侧面。这一现象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矛盾。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些根本性的矛盾,那么新的问题和挑战将会不断涌现。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并切实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如果我们继续依赖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那么那些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暂时掩盖的矛盾,很可能会逐渐浮出水面,逐一爆发。因此,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至关重要。
作者:张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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