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直播平台让人咋舌的庞大用户基数，带来的广阔市场空间之中，充斥着巨大的红利，诸多网络直播平台为争抢市场份额，产生业务竞争本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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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良性竞争会推进事物的发展，而恶性竞争只会阻碍发展的脚步。

如果说用户是引起直播业反智的罪魁祸首，那么恶性竞争的直播平台则是帮凶。恶性竞争丛生，直播行业就永远不会进步。

从近年来的相关案例来看，网络平台之间的竞争早已是屡见不鲜。淘宝、拼多多、美团等网络电商平台之间使用刷差评等方式，抹黑竞争对手，已然成为了业界的一种常态。

相较之下，直播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更显恶劣，平台间互相造谣、抹黑、挖角、回踩、买水军的例子比比皆是。

传播内容同质化

研究人员在访谈的数位观众之中发现，有两位观众认为，当前我国的泛娱乐直播行业处在一种“虚假繁荣”的状态之中。

一方面，这种虚假繁荣是指许多直播平台为营造火热氛围而进行的后台数据造假，一方面也是指泛娱乐直播行业的内容单一、同质化严重，缺少长期发展的内源动力。

这里，我们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讨泛娱乐直播平台上的内容同质化问题。

依照传播学理论，传播内容就是传播要素中的信息，常见的符号有语言、文字、图像、色彩、声音、表情、手势等，直播间传播内容的文化符号更具多样性，根据使用体验，快手平台的传播内容多表现出社交媒体的性质。

大多数用户表示，观看直播的目的是娱乐、消磨时间。

直播平台为投其所好，开始生产出千篇一律的取悦观众的内容，并在大数据的依托下顺利衍生出了越来越精致的内容推荐算法。

不再满足于对用户碎片化时间的抢占，转而成为了用户大量消磨时间的“法宝”，最终形成了备受用户诟病但是却难以逃离的“信息茧房”现象。

这一茧房以侵占用户的时间、触发用户的消费行为作为最终目的，依托数据流洞察着用户群体的行为习惯与爱好兴趣，既以低廉的学习成本实现了用户群体的扩大化。

剥夺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利，又以高度娱乐的特性将用户群体们推向了反智主义，甚至是赫胥黎式的精神毁灭与大笑者的文化枯萎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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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仅一个平台上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的特征，各直播平台之间也呈现出传播内容同质化的趋势。

在业界出现“抖音成为快手”、“快手模仿抖音”的声音，究其原因，还是两者之间的传播内容出现同质化，无独有偶地对用户造成了定位偏差。

传播内容低俗化

泛娱乐网络直播的内容呈现的方式比较直观、快速，不受时间、地域影响，为不同类型受众提供多元的可自主选择观看的内容。

虽然给广大的“草根”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丰富了大众娱乐生活，但是随之而来的不良社会价值导向，背离了网络直播初衷。

尽管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以及各大直播平台运行体系的不断完善，当前直播业内的行业乱象有所减少，但是直播中涉黄涉暴涉赌、内容低俗化等违规情况时有发生。

这里我们不妨以“快手”直播发展至今出现过的两类直播乱象为例进行探讨。

一是“快手”发展之初主要提供的一对多社交模式的秀场直播，主播多为颜值较高的女性，存在部分女主播提供包含色情内容的陪聊服务和有辱女性尊严的直播内容。

有统计数据表明，观看此类秀场直播的通常是低收入、低学历、空闲时间较多的男性，他们在直播间内寻觅存在感，宣泄内心的阴暗欲望，寻求窥私欲的满足。

而这些主播们为获取打赏财物，也有部分主播不惜袒胸露乳、言语挑逗，提供软性色情表演，更有甚者以打赏金额设置线下见面门槛，提供色情服务。

二是吃播主播，此类主播通常以摄像设备将自己用餐的过程直播出去，且往往为满足观众对美食的渴望心理而大吃特吃。

直至一个又一个背离了人类身体承受能力的“大胃王”横空出世，吃播行业内催吐、食物造假等多种假吃现象才最终暴露出来。

研究发现个体喜欢看吃播主播们狂吃猛吃，有一定的解压心理存在，但更多是寻求自身欲望的一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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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低俗化内容的直播之所以能够在快手平台风靡一时，甚至于成为了助长快手在行业内快速发展的原初动力，与用户在观看直播的同时，身心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与满足有关。

最早提出“反智主义”概念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认为：“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

当前，反智主义仍旧具备理查德所描绘的这种“顽固”特性，在泛娱乐直播行业内，对理智与知识分子的排斥逐渐演化出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马斯洛需求层次认为，人都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而已。

低俗化直播其实满足的是受众的充满着低级趣味的需求。

在以上案例中，男性用户们或渴望在直播间排遣内心的空虚、 或为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深受减肥困扰的女观众们则渴望着在吃播主播身上获得由视觉和听觉刺激带来的饱腹感。

诚然，人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和需求，但是它不仅与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层次需要的标准天南地北，甚至许多时候与最低层次的道德标准之间都是南辕北辙。

传播内容泛娱乐化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最早提出了“泛娱乐化”一词，他在自身的论述中认为“电视一直保持具有娱乐性的内容，与所有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现，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我们不妨将他论述中的“电视”更为宽泛地理解为“媒介”，而媒介所传播的内容都以娱乐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泛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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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人们追求娱乐无可厚非，然而这种“泛娱乐化”的现象最终会对文化精神层面进行削弱与冲击。

研究人员以一档电视综艺节目作为例子，此前有著名年长演员与许多年轻嘉宾一起，欣赏了一个传统的腰鼓表演。

年轻嘉宾们在表演结束后对表演内容挑挑剔剔，颇不尊重，然后年长的嘉宾站出来斥责他们对传统艺术一窍不通，却还敢指指点点。

就那段发言的意思而言，是说年轻人要多了解、接触传统文化。这种意思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无论这个环节是否是节目组有意设置，其本意是否真得是想弘扬传统文化，也无论人们的留言或评论中有多少对人们不了解传统文化的扼腕叹息。

人们的目光最终都集中在了年长嘉宾和年轻嘉宾们的冲突上，而不是那段腰鼓之中。 这就是泛娱乐化的一种体现，或也可作为当今世界娱乐化的倾向早已比《娱乐至死》的作者所面对的态势更为恶劣的一个佐证。

事实上，人们缺少什么，就往往更追求什么。

在教育压力、生存压力、就业压力等多方社会压力越发增长，焦虑指数不断增高的当下，人们对于娱乐的追求也越发增长，而网络直播与传统的直播行业不同，早期的直播行业多以新闻事件为主，直播的内容是经过筛选且非常严谨的。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真实性，而网络直播在兴起之后，不仅抢占了电视现场直播的市场，更以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低门槛的准入标准，推翻了现场直播专业、严谨的业务要求。

用户自身成为了生产内容的主体，正迎合了人们对娱乐的巨大需要，因此互联网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衍生出网络直播这一娱乐模式也不难理解了。

但就如尼尔·波兹曼在书中那段经典的“我想要让这本抵制电视的书被更多人看到，就必须上电视”的自我调侃一样。

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也同样就在于，依托于社交平台、直播等当前受众最多的网络媒介，来呼吁人们不要再向“泛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就如同干涉人们对于直播平台的使用一样并不现实。